上一件拍品信息
作者
谢稚柳
尺寸
82.5×33.5cm
年代
癸未（1943）年作
备注
说明：
1.上款人罗寄梅，又名罗吉梅，著名摄影家、记者，先后任职于中央社及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在敦煌考察采风，是著名的敦煌专，他与傅抱石、张大千、齐白石、谢稚柳等名家长期交好。
2.lot606～607上款人为夫妇。
谢稚柳《天竺喜鹊》作于1943年，此时谢稚柳34岁，与上款人罗寄梅同在榆林。《天竺喜鹊》勾勒笔法既有宋人的精工细致，又有元人的洒脱秀逸，设色亮丽而明洁，形象清丽可人。谢先生将宋人富贵艳丽的花鸟画改易成为清新活泼的富有生命活力的形象，从而体现出新时代的审美观念，构成他盛期花鸟画的独特风采，这在他四五十年代的大量花鸟画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谢先生的艺术倾注着自己的真实情感，追求契合秉性的美学理想。先生绘画艺术的精进不碉是对传统技法的吸纳、融合和整合，而是表现他内心的情感精神和审美意蕴。他所崇尚的美学意趣是平淡、华滋、清劲、秀雅的格调，这既有自少接受传统儒家文化教育的根基，同时也是他个人文雅、豁达、平和、淡泊人格秉性在艺术上的反映。从而他的艺术从技艺层面，进入到表现美学理念的精神层面。
罗寄梅，湖南长沙人，我国早期著名摄影家。1930年7月，罗寄梅与王平陵、左恭、钟天心、缪崇群、傅述文、程方、聂绀弩等40余人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文艺社，这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文艺社团，成员众多。因此机缘，罗寄梅与张大千、张善孖、谢稚柳、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吴作人、黄苗子、郁风、潘玉良、叶浅予、郑振铎等众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都维系着极好的友谊。
1938年10月，张善子与张大千在重庆相会，兄弟二人随即合作了百余幅作品在重庆做抗日流动展览，以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作为好友的罗寄梅鼎力相助，广为宣传。在这个时候，张大千有了去敦煌的想法，神秘遥远的大漠石窟也深深吸引了作为摄影家的罗寄梅，从此，他便开始做着西行拍摄的准备。
1941年6月，张大千率弟子徒众一行十余人先期到达敦煌临摹壁画，至1943年6月中旬离开，历时达两年之久。1943年4月，罗寄梅偕夫人刘先追随张大千来到敦煌。罗寄梅夫妇到敦煌的主要目的是对敦煌石窟进行全面拍摄，他们根据张大千对石窟的编号，有计划地拍摄了莫高窟的309个洞窟，榆林窟的29个洞窟。还有不少照片反映了洞窟外景和周边环境，以及当时敦煌县城的人物风情和月牙泉风光，是至今留存最为完整的敦煌照片资料。目前所见的所有张大千在榆林窟时期的照片，均为罗寄梅拍摄。
罗寄梅夫妇带着众多好友的祝福，于1943年4月踏上了西行远赴敦煌拍摄的征途。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生便与敦煌结下了一世的缘分，直至终老。在榆林，罗寄梅一行和张大千、谢稚柳汇合，此时的张大千已经在准备东归了。罗寄梅夫妇在榆林工作了近一个月后，于5月中旬离开榆林前往莫高窟。
罗寄梅夫妇到达莫高窟后就住在张大千先生和眷属、门生曾居住过的雷音寺里，旧称上寺。据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苏莹辉回忆，1943年的秋天，当他抵达莫高窟参观时，看到爰翁（张大千，原名正权，后改名爰）旧居的壁间戏墨犹存，曾向罗氏伉俪打趣说：“你们的眼福真不浅，面对莫高窟成千上万的壁画、彩塑之外，还能寝（卧原有的土坑）馈（用张府设计的厨房）于大风堂的壁画真迹之下，真所谓福人福地，三生幸事。”于是三人彼此相顾大笑。“雷音寺”也成为罗氏夫妇继“忆梅庵”之外的另一个堂号并沿用至今。
张大千的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就是在榆林窟内带着弟子临摹壁画的工作照，这张照片就是出自罗寄梅夫妇之手。这张照片从曝光的时间和亮度来说都掌握得很好。罗寄梅夫妇利用拍摄经常使用的反光板，将阳光折射到洞窟内，才拍摄到了这幅效果上佳的大千先生在洞窟内临摹壁画时的照片。张大千看到这个好办法时，不由得大叫起来：“世上还有这样的好办法，早知有此，也不至于将安西城内的蜡烛全都买光了。”此后，张大千和弟子也学用此方法，反光照明，解放了双手，临摹壁画不仅加快了速度，也提高了临摹的质量。这段经历令大千先生和“忆梅庵”主人夫妇成为终生最密切的挚友。
在敦煌的岁月，从拍摄到胶片的冲洗、照片的印制，都是罗寄梅夫妇亲手操作。白天在洞窟内拍摄，晚上就在自己布置的暗房里冲洗底片。在敦煌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拍摄的范围涵盖了差不多莫高窟的所有洞窟。对于一些重要的洞窟，不仅拍摄了全窟壁画的主要内容，还拍摄了很多壁画局部照片，如单个的菩萨、天王及供养人像，以及飞天、金刚力士等。
1944年6月中旬，罗寄梅夫妇完成了历时一年多的石窟拍摄工作，离开敦煌返回重庆。不久，由于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迁往南京，罗氏夫妇也迁到了南京。但时局并不稳定，最后罗氏夫妇也不得不离开南京，移居台湾。
1.上款人罗寄梅，又名罗吉梅，著名摄影家、记者，先后任职于中央社及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在敦煌考察采风，是著名的敦煌专，他与傅抱石、张大千、齐白石、谢稚柳等名家长期交好。
2.lot606～607上款人为夫妇。
谢稚柳《天竺喜鹊》作于1943年，此时谢稚柳34岁，与上款人罗寄梅同在榆林。《天竺喜鹊》勾勒笔法既有宋人的精工细致，又有元人的洒脱秀逸，设色亮丽而明洁，形象清丽可人。谢先生将宋人富贵艳丽的花鸟画改易成为清新活泼的富有生命活力的形象，从而体现出新时代的审美观念，构成他盛期花鸟画的独特风采，这在他四五十年代的大量花鸟画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谢先生的艺术倾注着自己的真实情感，追求契合秉性的美学理想。先生绘画艺术的精进不碉是对传统技法的吸纳、融合和整合，而是表现他内心的情感精神和审美意蕴。他所崇尚的美学意趣是平淡、华滋、清劲、秀雅的格调，这既有自少接受传统儒家文化教育的根基，同时也是他个人文雅、豁达、平和、淡泊人格秉性在艺术上的反映。从而他的艺术从技艺层面，进入到表现美学理念的精神层面。
罗寄梅，湖南长沙人，我国早期著名摄影家。1930年7月，罗寄梅与王平陵、左恭、钟天心、缪崇群、傅述文、程方、聂绀弩等40余人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文艺社，这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文艺社团，成员众多。因此机缘，罗寄梅与张大千、张善孖、谢稚柳、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吴作人、黄苗子、郁风、潘玉良、叶浅予、郑振铎等众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都维系着极好的友谊。
1938年10月，张善子与张大千在重庆相会，兄弟二人随即合作了百余幅作品在重庆做抗日流动展览，以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作为好友的罗寄梅鼎力相助，广为宣传。在这个时候，张大千有了去敦煌的想法，神秘遥远的大漠石窟也深深吸引了作为摄影家的罗寄梅，从此，他便开始做着西行拍摄的准备。
1941年6月，张大千率弟子徒众一行十余人先期到达敦煌临摹壁画，至1943年6月中旬离开，历时达两年之久。1943年4月，罗寄梅偕夫人刘先追随张大千来到敦煌。罗寄梅夫妇到敦煌的主要目的是对敦煌石窟进行全面拍摄，他们根据张大千对石窟的编号，有计划地拍摄了莫高窟的309个洞窟，榆林窟的29个洞窟。还有不少照片反映了洞窟外景和周边环境，以及当时敦煌县城的人物风情和月牙泉风光，是至今留存最为完整的敦煌照片资料。目前所见的所有张大千在榆林窟时期的照片，均为罗寄梅拍摄。
罗寄梅夫妇带着众多好友的祝福，于1943年4月踏上了西行远赴敦煌拍摄的征途。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生便与敦煌结下了一世的缘分，直至终老。在榆林，罗寄梅一行和张大千、谢稚柳汇合，此时的张大千已经在准备东归了。罗寄梅夫妇在榆林工作了近一个月后，于5月中旬离开榆林前往莫高窟。
罗寄梅夫妇到达莫高窟后就住在张大千先生和眷属、门生曾居住过的雷音寺里，旧称上寺。据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苏莹辉回忆，1943年的秋天，当他抵达莫高窟参观时，看到爰翁（张大千，原名正权，后改名爰）旧居的壁间戏墨犹存，曾向罗氏伉俪打趣说：“你们的眼福真不浅，面对莫高窟成千上万的壁画、彩塑之外，还能寝（卧原有的土坑）馈（用张府设计的厨房）于大风堂的壁画真迹之下，真所谓福人福地，三生幸事。”于是三人彼此相顾大笑。“雷音寺”也成为罗氏夫妇继“忆梅庵”之外的另一个堂号并沿用至今。
张大千的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就是在榆林窟内带着弟子临摹壁画的工作照，这张照片就是出自罗寄梅夫妇之手。这张照片从曝光的时间和亮度来说都掌握得很好。罗寄梅夫妇利用拍摄经常使用的反光板，将阳光折射到洞窟内，才拍摄到了这幅效果上佳的大千先生在洞窟内临摹壁画时的照片。张大千看到这个好办法时，不由得大叫起来：“世上还有这样的好办法，早知有此，也不至于将安西城内的蜡烛全都买光了。”此后，张大千和弟子也学用此方法，反光照明，解放了双手，临摹壁画不仅加快了速度，也提高了临摹的质量。这段经历令大千先生和“忆梅庵”主人夫妇成为终生最密切的挚友。
在敦煌的岁月，从拍摄到胶片的冲洗、照片的印制，都是罗寄梅夫妇亲手操作。白天在洞窟内拍摄，晚上就在自己布置的暗房里冲洗底片。在敦煌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拍摄的范围涵盖了差不多莫高窟的所有洞窟。对于一些重要的洞窟，不仅拍摄了全窟壁画的主要内容，还拍摄了很多壁画局部照片，如单个的菩萨、天王及供养人像，以及飞天、金刚力士等。
1944年6月中旬，罗寄梅夫妇完成了历时一年多的石窟拍摄工作，离开敦煌返回重庆。不久，由于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迁往南京，罗氏夫妇也迁到了南京。但时局并不稳定，最后罗氏夫妇也不得不离开南京，移居台湾。